著作权小史(《知识产权简史》缘起篇)
来源:    发布时间: 2019-09-04 17:34   34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著作权小史(《知识产权简史》缘起篇)

作者:读裁者黄远辉,专注人文历史,质量标准,知识产权。

先简要区分一下著作权和版权的概念,著作权是Author’s right,版权是Copyright,译法均来源于日本。前者更强调作者本人的权利,后者更强调利用作品的权利。著作权和版权名称源于不同的法律传统,著作权产生于大陆法系,建立在“人格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将作品视为作者人格的外在反映。版权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建立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侧重于从商业的角度保护作者对作品无形财产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本法所称著作权与版权系同意语”“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

推荐阅读书单:《中国古代版权史》《中国近代版权史》《著作权概论》《窃书为雅罪》。

李明山编著的《中国古代版权史》梳理出了中国古代版权保护观念产生和发展的源和流,将中国古代各个主要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版权观念和辨伪实践的特点,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展示了出来,挖掘探讨了中国古代古籍辨伪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和实践。《中国古代版权史》使“中国版权史”的古代部分的系统研究空缺得到填补,凸显了中国古代版权史在世界版权史上的地位,驳斥了“中国版权西来说”和外国学者的中国古代只有精神控制没有版权保护的谬论。

李明山在《中国近代版权史》借鉴世界版权史分期方法,客观地分析了中国近代尤其是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颁布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版权保护制度产生的背景与意义、立法更迭状况,并围绕着著作权这个核心问题,探讨了版权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各个层面。

李明德先生的《著作权法概论》,对我国的版权法理论作了详实的论述,从法理的角度解释了版权的存在基础,施行手段,权力范围及法理研究。

我重点推荐一下安守廉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专家)的《窃书为雅罪》,这是是一部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论纲,安守廉教授从一位西方法学家的角度,对中国的这段历史做了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梳理,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评论,甚至对某些有违法治的现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批评。在有关宋代的版权问题上,我国著名知识产权法学者郑成思教授与安守廉教授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郑成思教授认为,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制定出成文的版权保护法,中国以禁令形式保护印刷出版者的情况,自宋代开始始终没有改变。他还认为,在宋代版权作为特权出现后不久,就一度被作为民事权利、作为创作者的特权受到保护。安守廉教授则批评郑成思教授等学者把帝国控制观念传播的努力当做版权来看待,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有关出版法令只不过反映了“帝国控制思想传播的努力”,也是导致中国无法产生版权法的主要原因。

唐文宗太和年公元年四川的官员冯宿向朝廷呈上一份“请禁印时宪书疏”的奏文,要求禁止民间刻印日历,这是中国有关出版法令的最早记载。五代时期,在宰相冯道(人称官场不倒翁,做过五朝宰相)的倡议下,田敏等人在政府的国子监内校定《九经》,完成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版任务,这批书称为“五代监本”。《九经》监本成书后,据宋代罗璧的《识遗》卷一记载“宋兴,治平公元一年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这里提到的“犹禁擅镌”思想,可视为中国古代版权观念的萌芽。

中国古代的版权保护自宋代开始,宋代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宋代政府对版权的保护力度也很强,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宋代的文化异常繁荣,出现了职业的专职作家和艺术家,这些没有机会或不愿意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物质生活的需要和精神生活的需求,组成一定的群体,被称之为“书会”,“书会”的文人就是职业作家,有很多宋元话本和戏剧就是出自他们之手。宋代,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出版商或者作者,已经有了对作者权益进行保护的意识。

北宋初年,政府曾颁布过“刻书之式”,“刻书之式”是将书籍印刷出版的法规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须送交政府机构备案,政府将印刷品的管理纳入日常行政事务当中,如果不按照法规条文规定的形式出版书籍,就构成“盗版”。

宋代盗印翻版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朱熹写的《四书问答》,因其无暇订正重编而“未尝出以示人”,而“书肆有窃刊行者”,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朱熹对其作品的版权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主张通过“诉讼”保护其版权。宋政府还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于绍兴十五年(公元1146年)诏令:“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这就是宋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宋政府三申五令“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对“夜聚晓散传习妖法能反告者,赏钱五万,以犯者家财充”。

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其牌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与现代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是一个意思,这可能是最早的版权保护施行记录。这不仅比世纪末威尼斯第一次授予出版商在出版方面的特权要早两百多年,比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要早约500年。英国于1709年颁布的《安娜法》视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版权法,它以专门法的形式对于有关出版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规范,把保护的范围从对出版者的保护扩展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版权人。

建安祝穆编刊《方舆胜览》自序后的“两浙转运司录白”云:“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冶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今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板,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序中非常形象地阐述了编写人、出版商的辛劳,如发现有盗版的,祝氏有权“陈告、追人、毁板、断冶施行”。

贡士罗樾刊印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云:“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以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傥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行在国子监是主管图书刊行的机构,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版。在这里,政府运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关地方的书坊,不得翻印该书。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执照,以证明该人刊书的合法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凭“据”告发,从而毁板治罪。南宋版权保护不仅仅保护作者本人权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后,其亲属也可提出版权保护的申请。

1910年12月18日,清政府民政部以“文明进步惟恃智识之交通,学术昌明端赖法律之保护”为目的,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它第一次在中国引入了全新的著作权保护制度,而且对后世立法也有深远影响。《北洋政府著作权法》《南京国民政府著作权法》是《大清著作权律》的继承和发展,这三部法律基本构建了中国近代史著作权的一般保护原则和制度。

《大清著作权律》的修订主要由当时的资政院副总裁沈家本主持,请了几名日本专家协助起草。沈家本,浙江归安人,《清史稿》说他“少读书,好深湛之思,于周官多所创获”“专心法律之学”……《大清著作权律》共五章五十五条,在起草的过程中,参考了日本1899年的著作权法,还参考了美国、匈牙利、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家的著作权法。

从宋代《东都事略》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己申上司,不许覆扳”,到年中国第一部版权法《大清著作权律》的诞生,再到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通过,版权保护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前行。最后,留给大家一个思考:《商标法》1982年通过,《专利法》1984年通过,《著作权法》是最晚通过的,著作权一直通不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